在正式与陆逸辰结婚之前，于飞带着前婚的两个孩子来到陆逸辰家里，开始了谈判。

于飞和陆一辰都是江西乐平人。在他们的印象中，“江西聘礼高”的新闻层出不穷，而乐平市的聘礼是出了名的高。市场上流传着各种顺口溜，比如“农村穷苦人多，娶妻真难，父母奔走农田，钱只够买金耳环”。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江西省曾多次尝试降低彩礼标准。近日，赣州市崇义县试行“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对彩礼金额在3.9万元以下的新婚家庭提供多项优惠政策，涵盖子女上学、交通等、健康检查等积极激励措施，试图降低当地彩礼标准。

面对高额聘礼的习俗，于飞也想改变。但她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决定和陆逸辰“试婚”。

于飞直言，“我和吕亦辰都三十多岁了，只是想找个对象过上好日子。结婚前，我去吕亦辰家里告诉他，彩礼只是12万吧，先过各自的生活吧，让彼此都去尝试一下，如果合适的话，他就送我礼物。”

于是，于飞和陆逸辰达成共识，自发发起了“低聘礼”实验。在于飞看来，“（采取）政策（减少彩礼）总会有效果，但短时间内还是很难改变人们的观念。”

除了他们的故事之外，还有当地人的感受，而这些感受是政策很难触及的。

高额彩礼的困境：“几乎每一步都需要钱”

按照江西传统婚礼习俗，男方需要为女方购买结婚时佩戴的“三金”，包括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

胡明亮的家乡位于乐平市临港镇，是当地的一名村干部。据他观察，在江西省乐平市，彩礼最高的地区集中在胜步村、高家镇和临港镇。这些地区的彩礼起初并不高，后来逐渐上涨。在他的记忆中，“以前是有彩礼的，但1990年左右，可能只有60元，2000年涨到了几千，后来每年都涨到几万，水涨船高” ”。

胡明亮2003年结婚，他记得，“同龄人的彩礼标准在4000元到6000元之间。我婆婆没有向我要钱。那时我在上海当兵，身无分文。即使是婚礼也不行。戒指是我婆婆付的。”他一边算，一边和婆婆核对，最后说道：“我婆婆当时亏了钱。”

在胡明亮看来，彩礼之所以连年上涨，是因为“女孩少了”。江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其中男性人口2339.75万人，女性人口2188.23万人。总人口性别比（女性=100）为106.92，比全国104.69高2.23。江西省性别比例失衡较为明显。

去年，胡明亮所在社区还进行了统计，发现18岁以上未婚男性有32人，未婚女性仅有6人。胡明亮表示，实行计划生育后，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十分明显。由于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很多人都会“想方设法”想要一个儿子。归根结底，男女对婚姻的需求仍然不平等。

胡明亮解释，正是“男多女少”的局面引发了婚恋市场的激烈竞争。在他的社区里，有一个适婚的女孩必须在多个追求者中进行选择。 “女孩很漂亮，选择也很多。第一个来提亲的家庭打算给60万作为彩礼，隔壁的家庭说要给80万。另一个家庭说，‘你可以住在一起’。”我儿子，我要100万元。男孩的父母在深圳做生意，家境富裕，第二天就给女孩送了100万元的礼物，这算是‘赢’了其他人。”

胡明亮表示，村民的攀比心理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高额聘礼”的习俗。 “由于女孩少，不同家庭的男人就会相互竞争，男人出的聘礼越高，就越容易娶到老婆，自然就‘抬高’了聘礼的价格。”

于飞补充道，不仅男方家人会比较彩礼，女方家人也会比较。 “有的家长认为，如果你女儿得到68万元的礼物，我女儿肯定​​会得到72万元。”在“大家争面子”的氛围中，于飞所在的村里有不少70万元至80万元的标准礼物。

为了满足聘礼的高标准，女方家人有时会支付一部分钱。有村民提到，一家人结婚时，女方要求彩礼48万元，男方只给了38万元。后来，女孩说：“好吧，我自己贴十万块钱，炫耀一下。”很多时候，为了“好看”，两个家庭都承受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彩礼只是花钱的开始。”于飞说，通常情况下，在求婚阶段，男方和家人会找媒人，到女方家当场讨论结婚条件、彩礼等。如果双方都同意择偶，男方需要给女方家人送礼，逢年过节，礼金是免不了的。光是发红包就要花很多钱。当然，女孩的七姨、八姨也会去男方家“探亲”。难免会摆几张桌子，给男人一些红包作为回礼。金额通常小于男性的金额。

结婚当天，一个大竹篮里装满了男方送来的聘礼。另外，还要带“四果”（包括茶叶、糖、苹果、香蕉等）、香烟、“三金”（包括至少4两黄金）。男子在带女孩走之前，要给女孩的母亲交“奶钱”，以表达对用牛奶养育女孩的母亲的感激之情。礼品金额从6万元到8万元不等。 “从上轿子到请厨师做饭，几乎每一步都需要钱。”

江西省一场婚礼上的豪华轿车。礼仪队在花轿前敲锣打鼓，准备迎娶新娘。

高昂的婚姻成本引发了多层面的问题。

“孩子结婚后，父母承受的压力最大。”胡明亮说道。村里的一些男孩在地里干活，挣的钱很少，所以他们的父母只能省吃俭用。最终父母赚到的钱远少于彩礼涨价的幅度，只好到处借钱，婚后还得继续还债。一位村民也表示，“我家里有两个孩子，高额彩礼我无法接受。”

双田镇村委会干部钱小满透露，为了降低目前的结婚成本，当地人想了很多办法。有些男家无力承担高额彩礼，就会索要“欠条”。婚后出现矛盾时，女方会提到：“上次你就说到那笔钱了，但你还是没有给我。”类似情况多次发生后，现在大部分女方家庭都不再接受“彩礼欠条”。他们害怕对方食言，所以不同意结婚。

2016年前后，一些单身男子甚至铤而走险，花费6万至7万元“买老婆”。这些“老婆”大多来自越南和缅甸。 “运气好的话，我会给你生个孩子，运气不好的话，你老婆就会跑掉，警察会告诉你不要买，你自己跳进去吧，没办法。”做。”经过多年整治，“买老婆”的现状已经很少见，村里的男人现在更愿意嫁给当地人。但很多人还是买不起彩礼，而且30岁以上的单身男性也不少。

钱小满提到，高额彩礼有时会引发经济纠纷。 “有些夫妻离婚后，男方会要求退还彩礼，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甚至会走法律程序。但如果钱已经用完，你就无能为力了。”有时候，女方会先把欠的彩礼钱留着，等你嫁入第二个家庭后，再把前一个家庭的钱还回来。”

改变习俗的困难：政策之外的地方逻辑

虽然因高额彩礼引发的家庭纠纷不断，但钱小曼、胡明亮、于飞所在的社区，彩礼的标准仍然很高。

他们并不是没有尝试过降低彩礼。

胡明亮是临港镇某社区负责推动“抵制高价彩礼”的干部之一。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各地要遏制高额彩礼，这个规定大概是去年才开始实施的。村干部、党员接到中央号召，上门与群众打交道，提倡‘低彩礼’。”聘礼。’”

胡明亮表示，他主要负责口头宣传。他把声音录到音箱里后，每天都会在外面播放。扩音器的内容大致是“抵制高价彩礼。为了让年轻人找到自己的真爱和幸福，不要以金钱为标准。要尊重孩子的意见，不要用彩礼”。打压儿童，不要强迫青少年分开，以免双方受伤。”家庭。”

谈及宣传效果，胡明亮直言，“有时候，领导会来我们这里视察，问‘你的聘礼多少钱？’”村民们都回答，八万八千块，其实私下里，给多少张银行卡我们也控制不了，‘有钱不如自己有。 ’，因为钱总是在她自己的口袋里。”

为了宣传“低彩礼”，钱小满所在社区印制了传单，到处散发，但效果有限。 “会议期间安排说，结婚礼物不超过20万元，单人餐价不超过200元，宴会不超过20桌。但实际上有40桌。”她回忆，以前结婚时，新娘都是坐着，由两个人抱着。轿车，但现在流行八人轿车。

为宣传“低聘礼”、“零聘礼”，江西省某镇发放宣传单。

为了改变习惯，钱小满只能从社交平台开始管理。她发现，很多村民喜欢在抖音上发帖，把一大捆钱放进篮子里，拍视频来炫耀高额彩礼。因此，每当钱小满听说有人最近结婚了，他都会提前找到新婚夫妇，告诉他们，“如果你想拍一个炫钱的视频，可以做，但不要表现得太多。”这种情况下，钱小满会尽力找到涉案人员，联系对方删除视频。她说：“好的事情传出去了，没关系。坏的事情传出去了，别人就会从中吸取教训。”

崇义县还试点“零彩礼”和“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对彩礼低于3.9万元的家庭给予优惠政策。崇义县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该县降低彩礼的方式主要是口头宣传。新规定发布后，“目前处于试行阶段，没有实际案例”。

在崇义县民政局门口，记者没能等到前来登记的新人。

对于崇义县的尝试，于飞持乐观态度。 “我觉得有用，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女孩，还有一个弟弟，而且女孩不想要彩礼，而弟弟考公务员还能加分，那大家肯定不会想要它。”钱小曼认为，“现在大家都有低彩礼的意识，彩礼可能会慢慢下降。”

不过，钱小满也担心“有人可能会作弊，表面上会给3.9万元，但私底下还是会给很多钱。”她指出，当地的婚姻、彩礼包含了太多的人情味。 “农村的情况既不复杂也不简单。”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指出，高彩礼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是江西适婚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女孩的父母希望通过将女儿嫁出去来寻求较高的经济“补偿”。在此背景下，彩礼越来越高，超过了农村家庭年收入很多倍。

在性别比例失衡的前提下，高彩礼的习俗很难改变。 “如果我们想改变习俗，可能需要政府出面倡导。”崇义县降低彩礼的尝试无疑是有一个良好的出发点。然而，政策制定中的线性思维有时可能难以应对复杂微妙的本土逻辑和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形势变化。

甘满堂说，“江西崇义县出台的激励政策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比如‘零彩礼’、‘低彩礼’夫妇的孩子，可以在崇义县内优先择校。”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 。这至少是七年后的事了。届时相关政策是否会落实？此外，随着农村少子化，入学压力不再像以前那样，激励效果可能有限；男女家属能否如实反映？彩礼的金额也是一个问题。”

甘满堂认为，农村习俗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农村规章制度的变化。 “比如，村干部、党员家属要娶女儿，能否率先响应‘低彩礼’的号召？双方的长辈、子女能否坐下来协商，如果男方承诺承担赡养女方父母年老等方面的义务？”

摆脱困境：改变“最终决定”的婚姻

崇义县杨凌大道上，多家婚庆相关商店开业。

在于飞看来，很多人之所以接受彩礼，就是因为害怕赔钱。于飞认为，“彩礼”只是农村各种礼俗中的一部分。事实上，送礼习俗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压力。 “没有人愿意吃亏。对于我的亲戚朋友，我想，‘我结婚前，你们收了我那么多红包，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拿回来一些。’”相亲时，我想，“别人可以给你48万元的礼物，你为什么不能给”。

但“不吃亏”的标准却很难把握。于飞说：“假设你结婚时我给了你500块钱，几年后你又给了我500块钱，我可能还是觉得不公平。几年后，通货膨胀加剧了，你还给我500元。” 500块钱，我不是输了吗？你看，到最后大家都累了。”

于飞开始想：“如果有人带头不要彩礼，是不是双方都会轻松很多？”不过，于菲毕竟出身于传统家庭，对于她的父母来说，“零彩礼”很难接受。

除此之外，于飞的父母还有一个隐忧：于飞在前夫婚姻中与前夫生下了两个儿子。虽然有赡养费作为经济补贴，但儿子未来的妻子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果于飞拒绝了聘礼，他当时怎么负担得起儿子的结婚费用呢？

于飞和陆一辰最终做出了妥协，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于飞向陆一辰收了一份十二万元的礼物，但礼物先存入了陆一辰的账户。结婚一年后，于飞去领彩礼。两人用这些钱一起抚养孩子。这样一来，双方至少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彩礼纠纷。

其实，于飞这样做也有她自己的“小九十九个理由”——她不需要很高的聘礼，但她希望儿子结婚时女方少要一点。

“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引领一种潮流。”陆景天说道。陆经田的家乡在赣州市下辖的石城县。在他看来，接受礼物的习惯往往来自于习俗的压力。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压力消失，大家都会欢迎“零彩礼”的习俗。

“你可以搜索一下‘江西赣州石城县待客不收礼物’，新闻上就有了。”陆景天介绍完后，从手机里翻出了新闻页面，“我们那边办喜事、喜事都不给红包，‘待客不收礼’‘低礼金’的习俗。” “在我们地区已经流行了十多年了。”

陆景天回忆，“不收礼物”的风俗逐渐盛行。以前，婚庆、宴会的费用每年都在上涨，让大家很头疼，但又不得不随波逐流。这其中既有攀比心理，也有人为压力。 “后来，石城县有一户人家，儿子给父亲庆祝70岁生日，还威胁说，‘我不收任何人的礼物，我给父亲过生日不是为了收礼物，而是为了让他开心。’”

陆景天说，两三年后，大家渐渐不再收礼物了，婚礼、婚礼都简单办了。如果两个孩子结婚，双方家庭会在婚前商谈。双方确定彩礼金额后，将共同分摊首付、装修、购车等费用，而不是简单地让男方家庭承担压力。 “一开始，村民们很不习惯。但现在，作为石城人，我们觉得低聘礼、不送礼的习俗真好，大家都轻松了。”

陆景天女儿出嫁的时候，他对女婿说：“你送我们家彩礼的钱我都会存银行，一分钱我都不会拿。三五年后，如果你有孩子或者有其他费用，可以从卡里使用。”挑选。”

不过，据陆景天观察，虽然部分家庭小范围改变了风俗习惯，但赣州市的“聘礼均价”仍然不低。很多父母都会把聘礼钱留给自己，尤其是有儿女的家庭。他们会把女儿结婚时收到的聘礼钱存起来，留给家里的儿子找老婆。此外，当地男人往往会娶当地妻子，认为这样可以让两个家庭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地彩礼标准很难降低。

谈到“高额彩礼”的对策，钱小满有一个建议。 “我们这里有很多彩礼，不如把钱拿去公证处公证一下？不然离婚了，钱就退不回来了怎么办？如果不公证的话，就会有麻烦。”很多财产纠纷。”不过，钱小满也意识到，村民们对于经过公证的彩礼接受度较低，难免会觉得“不真实”。

钱小曼的女儿徐乐乐则给出了另一种应对“高额聘礼”的方式。徐乐乐，24岁，江西省上饶市一名教师。她不同意村里高彩礼的习俗，干脆决定不结婚。在许乐乐所在的村子里，大多数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目前分布在广州、深圳等地。外省的工作经验和理念影响着自己的本土逻辑。有的男人不再执着于娶本地老婆，有的女人也不再执着于嫁“回根”。

年前，钱小曼就打算约徐乐乐回老家相亲。隔壁村有人介绍了一个好男孩，说：“许乐乐不是未婚吗？让他们加微信认识一下。”结果，许乐乐威胁道：“如果一定要相亲，我就出去，不回家。”

钱小曼跟女儿没什么关系，也不想干涉。 “她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然后她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我们不需要她的彩礼。”

和钱小曼一起走在村子里，墙上随处可见“乡村丈夫，城市妻子”的标语，看起来像是某种随意的涂鸦。钱小满解释道：“这是我们村里一个精神失常的年轻人写的，到处都是这样写的，他觉得如果娶了本地的妻子，肯定会离婚，所以只好娶了外地的妻子。” ”

墙上有村民写的涂鸦，写着“城妻乡村夫”。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本地男人娶了外地的妻子。”于飞说：“彩礼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江西男人到外地打工，娶外地姑娘。从外地带回来的妻子，彩礼比较少，便宜，有的甚至不需要任何钱。”礼物。”

从外省传入的习俗，改变了当地看似根深蒂固的婚礼习惯。年轻人追求更加平等、独立的生活方式，迫使老一辈村民接受“低聘礼”、“零聘礼”，甚至不结婚的例外，这也让当地的聘礼习俗变成了“低聘礼”、“零聘礼”。一定程度上。

在于菲看来，她选择的“低彩礼”实际上降低了婚姻双方面临的风险，让婚姻不再是“最后的交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甘满堂外其他受访者均为化名）